2026年4月24日，上海文化广场，58岁的江珊捧起了第34届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的奖杯。 她说：“我注视这朵花很久了，今天终于跟它对视了。 ”镜头前的她，头发花白，身材丰腴，笑容里有种尘埃落定的坦然。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位新晋视后，没有单位，没有退休金，所有的养老保险都需要自己全额缴纳。 这份荣耀，照不进她退休生活的安稳。
时间倒回1995年2月16日，北京海淀剧院。 话剧《离婚了，就别再来找我》的演出海报已经挂了十几天，票已售出六场。 开演前，剧院突然贴出布告：因主演江珊、史可生病住院，演出取消。 从远郊赶来的观众聚集在剧院门口，情绪激动。 最终，中央实验话剧院赔偿了4万元损失。 第二天，“江珊、史可罢演”的消息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。
那时的江珊28岁，凭借《过把瘾》中的杜梅红遍全国。 她正努力想调入中央实验话剧院，结束个体演员的漂泊。 为了这份“编制”，她接演了这部话剧，每场演出只有几十元补助。
演出期间，独立制作人谭路璐与剧院因利益分配产生矛盾，导致话剧停摆。 没有底薪的江珊，为了维持生计，在停演间隙接连去福州、沈阳、嘉兴参加演出和主持活动。 连轴转的奔波让她病倒，被诊断为病毒性心肌炎，住进了北京292医院。
她躺在病床上打点滴时，剧院领导来通知，制作方与剧院已私下和解，要求当晚立即恢复演出。江珊无法下床，另一位主演史可也因肾炎住院。 演出被迫取消。为了平息观众怒火和推卸责任，剧院将矛头指向两位女演员，对外宣称她们“装病罢演”。
院方甚至将她们所住医院的路线图张贴在剧院门口。 媒体一边倒的批评袭来，“耍大牌”、“不敬业”的标签牢牢贴在了江珊身上。 她想过请律师维权，但父母劝她，一个体演员别跟国家级剧院打官司。
她放弃了，但代价是一年的行业封杀，以及调入中央实验话剧院的计划彻底泡汤。此后，中央实验话剧院与青年艺术剧院合并为国家话剧院，编制收紧，她再也没能拿到那张“入场券”。
这场风波，断送了她回归体制的最后可能。早在1991年，从中戏毕业进入北京人艺仅三个月后，她就因新加坡唱片公司的签约机会与单位“五年内不得出国”的规定冲突，冲动辞职。 砸了“铁饭碗”，她成了最早的“个体户”演员之一。 《过把瘾》的爆红让她片约不断，但背后是没有工资、没有医保、没有分房的漂泊。 1995年的“罢演”事件，则彻底焊死了体制的大门。
从此，她成了一个彻底的“个体劳动者”。没有单位帮她交社保，每年数万元的养老保险需要自己全额缴纳。 她不能停，也不敢停。 三十多年来，她出演了超过九十部影视作品。
年过五十后，找上门的角色多是母亲、婆婆类的配角，片酬大不如前。 2025年底，她在音乐剧《此生必驾》的舞台上谢幕，满头银发，赢得观众长达七分半钟的掌声。 2026年春天，有人看见59岁的她在剧组门口排队试镜，和年轻演员一起等待一个机会。
2026年4月24日，白玉兰奖的颁奖礼后台，她拎着奖杯，步伐轻快。获奖第二天，她便奔赴基层为劳动者演出。 问她为什么还在奔波，她的回答很直接：“赚钱嘛，万一被选中呢？”同龄的演员大多已退休，领着稳定的养老金。 而江珊的养老金，需要她用下一部戏、下一场演出来兑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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